K线猎手年轻人对未来不可预期：日本少子化的症结

日本总务省7月29日发布的“住民基本台账”调查结果显示，截至今年1月1日，日本国内人口同比减少91万人，创连续17年减少的最大减幅，人口总数约为1.1973亿，时隔42年再度低于1.2亿人。

调查还显示，14岁以下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1.13%，自有此项调查以来的32年间持续减少，当时的占比为64%。

调查还显示，日本全国家庭数为6174万个，比去年微增0.75%。但是，每个家庭的人数平均仅为2人，独居者以及人数少的家庭数进一步增加，预示着未来日本的人口继续减少的趋势。

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6月3日发布的2025年人口动态统计数据，全国新生儿数为67.1236万人，较2024年减少1.4937万人，同比下降2.2%，连续10年创新低，且出生数跌破70万人的时间点比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推算早了15年。

两个政府部门的调查结果共同印证了日本人口状况之严峻。该研究所2025年4月21日发布的“未来人口推算”显示，日本的人口总数将于2070年减至约8700万人，100年后的22世纪20年代减至5000万人以下。从出生数跌破70万人的时间点早了15年看，减速或快于该推算。

少子化问题是人口减少的“元凶”，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顽疾，不仅严重影响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还关乎其国运。

少子化对策力度大，成效不明显

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日本政府不可谓不重视。自上世纪90年代起就将少子化问题定为“国难”，2003年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明确国家、地方、企业应对少子化问题的责任，成立由首相牵头的“少子化社会对策会议”统领对策的制定和实施，并于2023年设立儿童家庭厅，统筹分散在各部门的儿童相关政策，推进“儿童未来战略方针”。

综合以上立法、对策的主要内容是：经济支援（儿童补贴、分娩补贴、减免教育费以及新婚补贴等）、托育与医疗（增设保育幼儿园以保证全员入托、提高保育士的津贴、治疗不孕症纳入医保等）、改革育儿相关的休假方式。在资金保障方面，从2026年起在国民健康保险费加征“儿童育儿支援金”，专项用于少子化对策。

以上一系列少子化对策不可谓力度不大，但是，历经20多年依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少子化问题、未能遏制出生人口的减势。日本政府的少子化对策遭到日本网民和舆论的质疑和批评，直指儿童家庭厅。

出生人数连续10年创新低，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年轻人减少，又有传统的终身雇佣制度改革带来的就业不稳定和工资减少；既有住房、教育等负担，又有工作时间过长导致家务、育儿负担不均；更有结婚生子的选择困难等等，仅靠成立3年的儿童家庭厅难以撬动常年积累叠加而成的少子化社会结构。

如何营造确定性预期

营造让年轻人对于结婚生子有自信、有预期的社会环境是少子化对策的重中之重。

日本独身研究专家荒川和久尖锐指出，年轻人“想结婚但不能，想生子但不能”，结婚生子的“高成本”导致“非本意未婚、非本意无子”者增加，并将此比喻为“结婚生子之通货紧缩”。

关于日本少子化问题的原因，日本的官方、学者、舆论多有见解，而荒川先生的见解道破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结婚生子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生中意义重大的决定，也是需要持续20年以上的长期投资。在此期间需要买房，需要养育子女长大成人，需要教育支出等，各方面都要资金支持，可谓“高成本”。如果在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期间的工作、收入、生活水准等都处于不可预期的情况下，那么这种“非本意预期”使“想结婚生子但不能”者很难做出负责任的抉择。

近年来有日本舆论认为，“年轻人不断转职（换工作）”“日本是转职社会”，但实际情况未必如此。

据总务省统计局“关于近期转职者以及希望转职者的动向”的调查结果，2023年7月至9月实现转职的年轻人比例为4.8%，远低于希望转职者的15.3%。其中正式员工，希望转职者由2013年的10%上升至2023年的15%，但实现转职者仅止于3%左右；非正式员工，希望转职者的比例则呈下降趋向，而实现转职者的比例则有所上升。

以上数据或可说明，日本年轻人特别是正式员工对于现有工作的未来预期没有信心，“骑驴找马”式地欲寻求更满意的工作，但遂愿预期的工作岗位很少。

日本并非所谓的“转职社会”，而是“称心如意的工作岗位少、对于未来感到不安的年轻人在增加的社会”。也由此可见日本年轻人对于结婚生子不可预期表现在对现有工作的焦虑、对新工作的期待。这恐怕是观察日本少子化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

另一组数据或可进一步佐证日本年轻人对于结婚生子的不可预期。日本劳动政策研究·研修机构（JILPT）依据厚生劳动省的“令和6年（2024年）工资结构基本统计调查”计算的结果显示，男性大学生毕业后在同一家企业工作到退休的工资收入（不含退休金）约为2.89亿日元（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28.95万元），研究生约为3.34亿日元。而大学毕业后的男性非正式员工工作到60岁工资收入约为1.5亿日元。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的生涯收入之差超过1亿日元，而且企业规模大小也影响收入多少，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员工一生收入要相差数千万日元。

按照目前的标准，3亿日元的生涯收入为大企业正式员工的中高层水平，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员工达不到这个标准，特别是非正式员工相差甚远，且不在少数。据总务省2024年劳动力调查数据，非正式员工为2126万人，占全体受雇佣者（5783万人）的36.8%，且其中多数为年轻人。其未来结婚生子的预期可想而知。

生涯固定工资收入还不算特别重大的问题，关键是未来收入路径的不可预测。即使获得如期收入，如果未来发生类似收入被用于分摊各种不可预测风险等的不确定性，那么将很大程度影响结婚生子的长期规划。如此不确定预期的结果，要么先观望，要么放弃。

对未来预期可否的焦虑和观望还表现在晚婚化。根据厚生劳动省6月3日发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日本全国平均初婚年龄，丈夫为31.0岁、妻子为29.7岁。虽然没有晚婚化对于少子化影响的数据，但其对于生育是产生滞后效应的。

日本年轻人在结婚生子方面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难题，就是未来不可预期。这个难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包括结婚生子在内的生涯设计和抉择，也是少子化问题不可小觑的症结所在。

未来不可期，问题在当下。曾几何时，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3年）以及应运而生的企业“三大神器”（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内工会）为年轻人开通了人生直通车，使他们普遍相信单靠丈夫正式员工的收入就能买房、结婚生子、供孩子上大学、退休生活有保障。因此，25岁左右结婚，生育2~3个孩子，妻子婚后做全职主妇，成为当时年轻人的标准人生脚本。

如此人生脚本的基础缘于“路径可见、回报可算、风险可控、一代更比一代好”的未来预期。

当然，用曾经的经济高速增长来对照“失去三十年”的当今日本经济社会环境不够客观，要求日本企业续用“三大神器”也不现实。但是，一个良好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企业的环境应该让年轻人可以预期自己的未来、能够自信地作出生涯设计、让“想结婚生子但不能”者能够遂现本愿。这个道理是相通的，或是解决少子化问题之上策。

（作者系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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